自新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上市以来，舆论围绕其中披露的种种体坛内幕引发了一系列热议。其中最大的焦点当属书中暗指中国体育另一元老何振梁在北京申奥过程中“不听招呼，自作主张”，在国际奥委会主席选举中支持金云龙而非罗格，险些给北京申奥成功造成负面影响。

 

    据《成都商报》报道，何振梁对此的回应说：“国际奥委会的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请问他是到哪儿查到我支持金云龙的？或者又是谁跟他说的？这种杜撰只能欺骗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他爱炒就炒吧。我想说一句：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好人有多好！我也不排除必要时站出来。”紧接着，由何振梁任会长的“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向该书出版社正式发出公函，“严正要求”立即停止发行此书。

 

    袁伟民回应道：“一个人在某个问题上、或在某阶段有错误，不代表否定他的过去和全部。当事人有责任为历史留下真实的一面，让历史尽可能接近事实。”他还强调，这本书所讲的事“都有证据可查”。一位是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一位是国际奥委会现任委员，两位体育老人之间的“文战”愈演愈烈，在全运会开赛期间，吸引了不少的注意力。

 

 

    缘起：何振梁曾是荣高棠的左膀右臂？

 

    要辨析“袁何之争”，得从荣高棠先生说起。荣高棠是最先提出成立国家体委的人，并且从1952年起，就在贺龙元帅麾下任国家体委实际意义上的“执行副主任”——当时的副主任卢汉、蔡树藩、蔡廷锴、黄琪翔、李达等都是政治人物，级别和资历都超过荣高棠许多——但实际上，具体的体委事务由荣高棠负责。荣高棠治下的体育战线也贡献颇多，他带领张彩珍（1985年与何振梁同时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等属下去乒乓球队蹲点，创造了后来对中国体育影响甚大的国球崛起神话。“文革”伊始，国家体委被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贺龙荣高棠反党集团”，可见荣高棠在当时的位置。

 

    据谙熟中国体育的资深人士说，荣高棠在国家体委有左膀右臂——左为何振梁、右是张彩珍。当年中国体育有两大特色：其一牵涉到的对外事务很多，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体委有“第二外交部”之称；其二是要为当时的社会提供“精神原子弹”。前者之翘楚有何振梁，后者之支柱有张彩珍。“文革”后，荣高棠复出工作，虽然某省挽留他担任省委秘书长，但他还是回体委，于是先复任副主任，后离休任顾问。

 

    有趣的是，袁伟民被破格连升四级（从副处到副部）出任体委副主任之后不久，何振梁和张彩珍两位“荣系”大将随即就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他们的工作地点都在北京崇文区的体育馆路。所不同的是，体育馆路北边是国家体委机关所在地，何振梁、张彩珍都是机关出身。在体育馆路的南边，是国家体委训练局。袁伟民、徐寅生、李富荣这些优秀运动员都是从这里走向管理岗位。但坊间一直有传闻，隔着一条马路，两边人的工作方式、思维习惯都大有不同。当然，这也纯属正常情况。

 

     导火索：国家体委主任之争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表示，当初前体委主任李梦华离任之后，经荣高棠等提议，国务院原来打算任命何振梁为继任者，但在上报全国人大时却没有获得认可。

 

    李梦华卸任之际是1989年，当时何振梁正好六十岁，如果不能晋升，则按理应该退休，但当时北京正值申办奥运，需要熟悉国际体育事务的何继续以一定级别职务留任。

 

    后来，一个折中方案出台：伍绍祖调入国家体委任主任，何振梁担任中国奥委会主席——何虽然仍是副部级，但以主席之职和北京申奥之缘由，也一直工作到1993年北京首次申奥失利后才退休。

 

    何振梁担任中国奥委会主席那些年，不仅要接受国家体育战略的整体部署安排，同时还要相对独立处理国际体育事务，有时难免与国家体委有些工作中正常的不同意见。争议核心：到底代表国家还是代表个人？

 

    2001年3月3日，在何振梁的《申奥日记》一书有这样的记载：“与罗格通话，告诉他，金云龙让我连署提名他为主席候选人的信。我已允诺。我觉得在连署前应先取得罗格的理解。罗格感谢我去电话，说我同意为金连署完全是正常的人际关系。原先我们担心我连署提名金云龙为主席候选人，可能引起消极后果，看来是过虑了。”从这些信息看，至少从2001年年初到7月的国际奥委会大会期间，何振梁确实承诺金云龙为其竞选IOC主席做了工作，也与当时“合纵连横”的申奥策略有不一致的地方。

 

    为此，袁伟民指责何振梁违背了中国当时的申奥策略，危及国家利益。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要求出版社停发《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的理由，也因为此事事关“国家荣誉”。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是代表其国家在国际体育界活动，还是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代表在本国活动？

 

 

大佬 何振梁（上上图）和袁伟民两位中国体育的旗帜性人物，最近重新

进入人们的视线。

 

    按何振梁的观点，国际奥委会诞生之后一直执行一种“自我遴选委员”的制度，即前任委员根据对奥林匹克主义的认识和贡献遴选新的委员，从而使现代奥林匹克避开了政治可能带来的干扰，顾拜旦曾为此得意地说，没有这种“自我遴选”的制度，“奥运会在任何其他制度下都会消失在摇篮里”。

 

    但这种“自我遴选”的制度，在奥林匹克组织的初创期为IOC所坚持，后来在IOC改革浪潮中，IOC也有意识地增加了运动员委员、国家奥委会委员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委员。其目的在于：一，今天的奥林匹克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有了谈判的资本；二，今天的奥林匹克必须与时俱进⋯⋯

 

    不管怎么说，由于IOC对何老制定了八十岁退休为名誉委员的特殊政策，所以，何老成为当今中国退休时年龄最大的人。

 

    解读：争议不应成为焦点作为一本著名教练和前官员的自传，《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目前许多媒体却把焦点放在马家军和何振梁这些个别的事件上，未必有本末倒置之嫌。这本书的价值，除了珍贵的史料之外，还包含着作者许多对体育体制变革的深层次思考。 ▣